文殊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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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RMB4,37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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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LOT 233
年代	明永乐
名称	文殊菩萨
形式	北京宫廷
款识	“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楷书款
中文说明	这尊精美的永乐宫廷造像表现的题材是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是印度梵语“文殊师利”的音译简称，意译“妙吉祥”。在佛教诸菩萨中，他以智慧见长，位居各大菩萨之首，佛经中称他“文殊师利法王子”。文殊菩萨乃是极其特殊的佛教尊神，显密各宗有不同的文殊菩萨法相，共计数十种之多。文殊经常高居显宗八大菩萨的首席尊神，特别是在般若经典盛行的大乘早期。文殊象征般若智慧，修行者必须通过智能修行关卡始能成佛；因此在大乘佛教里，文殊菩萨成为佛部的最高位阶菩萨，常与普贤侍佛左右。藏传佛教中同样对文殊菩萨十分尊崇，这与其修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藏传佛教认为，佛教修学的主要宗旨是断烦恼、证菩提，而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方法就是修智慧，智慧如利剑，可以斩断一切烦恼之贼；如果不修智慧，而仅去做一切普度众生的善事，只能修得很好的福报，终究不能从生死轮回中解脱出来，达到成佛的最高成就。基于对智慧的重视，藏传佛教还将一些重要的上师或历史人物尊为文殊菩萨的化身，历史上先后有萨迦派四祖萨班·贡噶坚赞、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清代乾隆皇帝被尊为文殊菩萨的化身。这些化身的形象也都带有文殊菩萨的形象标志，即手中或肩花上有经书和宝剑。永宣宫廷造像是明代永乐和宣德两朝宫廷御用监“佛作”制作的汉藏风格造像，用以赏赐西藏上层僧侣或满足皇宫内外佛堂、皇家喇嘛庙殿堂供奉，为朝廷推行的宗教笼络政策服务，具有无与伦比的历史、艺术、工艺和宗教价值。明代诸帝除明世宗崇奉道教外，大都程度不同地崇奉佛教。由于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广泛传播和明代诸帝对藏传佛教采取的政策、态度略有不同，明代佛像艺术出现了汉藏佛像艺术相互交融、又交替影响的局面。明代宫廷造像的风格形成源起于元朝，当时艺术大师尼泊尔人阿尼哥(Aniko，1244-1306)引领了元代宫廷佛教艺术的风尚。阿尼哥带着尼藏式的艺术风格来到中原之后，又自觉和不自觉地受到了中原艺术的影响，开始正式步入元代宫廷造像艺术的发展轨道。明代一改元代专任萨迎派高僧为帝师的治藏方略，而分别封授三大教派领袖为法王，五大地方政教实力派首领为王，依次又有西天佛子、大国师、灌顶国师、国师、禅师等名目繁多、品级各异的封号。以封授关系建立起明中央与藏区各教派及政教首领的隶属关系是明代在藏区施政的最大特色，实施“多封众建”治藏政策之际，西藏与中原交往日益紧密。永乐帝朱棣登基后为有效推行此策并加强与西藏僧俗上层联系，明廷特敕令组织汉地、藏区及尼泊尔能工巧匠，于内廷作坊制作藏传佛教造像，当时宫廷造像机构称“佛作”，隶属“御用监”，明人刘若愚《酌中志》卷之十六 “大内规制纪略”记载：“御用监，... ...凡御前所用围屏、摆设、器具，皆取办焉。有佛作等作”这一记载，证实了明代宫廷有专门制作佛像的铸造机构和管理部门，此类造像继承了元代宫廷造像“西天梵相”风格，多以尼藏风格为基型，融合汉地审美意趣与表现技法，在力求符合佛法原旨和仪轨的同时，提高冶炼和铸造技术，以别出心裁的构思，铸成独特的宫廷风格，使得造型更加完美成熟，彰显出雍容华贵的皇家艺术气派，在当时赐封和西藏僧侣的朝觐活动中，朝廷便经常以宫廷制作的金铜佛像作为重要礼品赏赐或馈赠给西藏宗教上层人士。见证了明代汉藏民族之间的融洽关系和频繁的文化交流，是明朝宫廷艺术的集大成者。历史上对永乐宫廷佛造像的最初记载，出现在五世噶玛巴得银协巴从南京明永乐宫廷带回西藏的礼物名录中。明成祖于永乐初年邀请噶玛噶举派第五代教长前往南京为他的父母举办法事。永乐元年（1403）二月，明成祖朱棣“遣司礼监少监侯显赍书、币往乌思藏，征尚师哈立麻（注：即噶玛巴）”，此举意在为“皇考太皇帝……皇妣高皇后……已薨逝者修成解脱仪轨。”整个僧侣使团于永乐四年（1406）从楚布寺出发至南京，1407年4月抵达明廷，在长达22天的法事之后，获得了“大宝法王”的称号，地位高于大乘和大慈二法王，成为当时藏传佛教领袖人物中的最高封号。得银协巴接受了丰厚的赏赐，于1408年启程返回西藏。金铜佛像出现在了他从南京带回西藏的礼品中。根据《明史》以及《西藏史料》的记载，从永乐四年(1406年)到永乐十五年(1417年)期间，西藏向明廷至少进献了七次佛像，在明永乐六年（1408年）到永乐十七年（1419年）这十二年间，西藏僧侣使团至少六次从永乐宫廷带走佛像。西藏六次接受明廷赐赠的佛像。明宫廷与藏区往来愈加密切，文化上交流也日渐频繁，政治上的政策也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宫廷造像在题材与工艺技术上的发展与完善。从美学角度而言，永乐时期的造像在整个佛像历史长河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用于赏赐西藏、甘青地区藏传佛教僧侣和寺庙的宫廷铜鎏金造像，用细腻坚硬的黄铜以失蜡法铸造而成，鎏以明亮的黄金，营造出辉煌灿烂而又细腻丰富的艺术效果。多在佛像莲座顶面依照藏文阅读习惯从左至右刻汉文“大明永乐年施”款识。在明永乐宫廷佛造像之前，中原地区从来没产生过类似风格、达到同等工艺水平的造像作品。制作这些艺术品的工匠明显对印度、喜马拉雅地区造像有着成熟的认识，同时掌握着娴熟的工艺技术，将中原佛像与藏地造像的风格融合得天衣无缝。更成就了永乐佛像之经典。此尊永乐文殊菩萨头戴花冠，顶结高发髻，耳侧缯带呈U字形翻卷，耳下垂圆环。面形方正，面容庄严肃穆。双目低垂，嘴角略向上翘，透露出菩萨悲天悯人之意。双肩宽厚，腰部收束，躯体柔软，肌肉饱满有力。上身饰项圈和长链，项圈下缀U字形连珠式璎珞，下身着长裙，腰间束宝带，腰带下亦有U字形连珠式璎珞装饰，双肩披大帔帛，手和足部有钏躅装饰。裙子与帔帛采取写实手法表现，衣纹流畅优美，生动表现出丝织物特有的质感。结跏跌坐于双层束腰莲花宝座上，两手置胸前结说法印，手心各牵一莲茎，左右肩花上分别安置经书和宝剑。经书和宝剑是文殊菩萨形象的重要标识，利剑表示可以斩杀一切烦恼之贼，经书表示智慧渊博如大海。莲花座造型规范，上下边缘各饰一周圆形的连珠纹；莲花瓣周匝环绕，饱满有力，头部饰有立体感颇强的卷草纹，如同三颗圆珠；座面阴刻“大明永乐年施”六字楷书款，文字细劲，书体柔美，为永乐宫廷造像中最为标准的款识。莲座封底已失，内膛光滑规范、底部边缘磨损自然，剁口规整有力。整体造型端庄，形象生动，比例匀称，工艺精细；形体舒展，线条流畅，金色饱满悦目，富丽堂皇；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局部做工，都生动自然，既符合历史规制，也饱含时代艺术气韵，体现了明代永乐宫廷造像鲜明的艺术和工艺特点。类似的乃至同一题材的作品，在公私收藏机构中均有所见。可参见大昭寺藏明永乐金刚萨埵，出版于乌尔里希·冯·施罗德《西藏佛教造像》一书中，图版344A-B，纽约佳士得1990年9月29日释出的一尊文殊菩萨以及香港佳士得2003年4月28日释出的一尊金刚勇识佛，此三尊尺寸、五官乃至衣纹刻画与本尊文殊菩萨表现出极高的相似性，应为同组造像。
估价	3800000-5000000
成交价（￥）	4,370,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