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何应钦信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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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 RMB9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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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录号	LOT 60
名称	致何应钦信札
来源	谭延闿(1880－1930)
尺寸CM	胡：29×15 cm.(2) 谭：26×17 cm.(3)
估价	50000~60000
成交价（￥）	92000
备注说明	镜框水墨纸本说明：此拍品包含谭延闿致何应钦函三开，胡汉民跋二开。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国民党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也是国民党前期右派代表人物之一。孙中山逝世后，主持编写了《总理全集》。曾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作本跋文时即系立法院长之身份。谭延闿（1880-1930），字组庵，或作祖庵、组安、祖安，号无畏，湖南茶陵人。民国初年政治人物。曾任湖南都督，国民政府主席、第一任行政院院长。亦长于诗文、书法。南京中山陵“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碑上文字，即为谭延闿手书。谭延闿被列为“民国四大书家”之一，即楷书谭延闿、草书于右任、隶书胡汉民、篆书吴敬恒。本拍品源自民国重要将领何应钦旧藏，为前国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延闿致其手札的其中一通，并附胡汉民跋语。从书信内容判断，其历史背景当系1930年“中原大战”方酣之际，内容含括军事布署、战况推展、国内局势、财政状况、中日关系等面向，涉及人物计有：蒋中正(介石)、蒋鼎文、何键(芸樵)、石青阳、宋子文、王正廷(儒堂)、重光葵等。从中原大战时双方之战斗序列观之，受信者何应钦(敬之)任湘鄂赣粤总指挥，下辖何键(芸樵)任总指挥的第四路军，蒋中正(介石)时为陆海空军总司令，蒋鼎文指挥第二军，信函中指出参战部队的番号有隶属第二军团的第一师及直属中央之教导第一师。中原大战是一场蔓延华北、华中的大型内战，其肇因于蒋中正为主的南京政府，鉴于各地军阀虽表面归顺国民政府，但仍实质掌握地方军事、人事、行政、财政大权，有如“藩镇”。为此光全国军费支出即超过财政收入一半以上，财政部统计实际军费甚至是国家预算2倍以上，故拟议裁军；此举导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的猜疑与不满，遂组建反蒋联军，分路进攻武汉、徐州、南京、济南等地。南京蒋中正方面实行德国顾问意见，制定适当战略作为，周密布署后，1930年5月中旬，战事揭开序幕。北方主战场在河南，副战场在山东，分别沿平汉、陇海、津浦三条铁路进行；战争初期，中央军主动在陇海路发动进攻。蒋中正命刘峙率第一师、教导第一师等大举西进，在平汉路方面，中央军攻势亦颇成功，击溃西北军战线，大有与陇海线中央军会师河南之势。此后战事虽有胶着，但局面逐渐对南京方面有利，位于郑州与中央军对抗的西北军已成强弩之末，冯玉祥虽发动最后一击。与中央军在归德等地大战，双方伤亡在20万人以上，西北军攻势仍被蒋鼎文挡下，西北军战败，中央军也在8月15日攻下济南，晋军(阎锡山部)撤出山东。蒋中正在济南时，转调主力集中于平汉铁路及陇海铁路，对西北军发动最后攻击。蒋在8月底到9月初向西北军发动总攻(本通书信内容即提到陇海、平汉线之追击)。9月10日，蒋中正亲征，一日内击溃正面主阵地的西北军主力，西北军全面溃败，逃出河南。是时川军方面也表态加入追击(信中石青阳系原川军将领)，在蒋中正调度下，中央军攻陷洛阳，截断西北军溃逃后路。但此刻各方都试图拉拢隔岸观火的奉系东北军，蒋中正运用各种手段，包括以高官和让出华北地盘相许和在财政予以满足（先后汇出500万出兵费，另筹公债1000万元资助东北财政）争取张学良支持；9月18日，张学良宣布停止内战，两日后率东北军入山海关，攻进北平。 11月4日，阎锡山，冯玉祥通电下野，反蒋同盟瓦解。阎由日本人协助出走天津，西北军则被张学良收编接管，张学良入主华北，至此中原大战告一段落。中原大战是北伐统一中国后规模最大的内战，战事蔓延直、鲁、豫、陕、鄂、湘、桂等行省，各方投入兵力超过一百三十万，官兵伤亡在三十万以上。交战双方互相以官职、财物收买对手部下，拉拢一派打击另一派的结果，更加不利各派系军阀间的团结。民国政府为了应付战事经费而到了接近破产的边缘，本来准备剿共的国军亦多数被调出，让中共有喘息发展的机会。而东北军入关接收西北军的华北地盘后，造成关外防务空虚，亦间接成为日后中国东北在九一八事变沦陷于日本之手的原因之一。信中提及“宋子文处已催，令催速发款…公债价长，销行当易…”等语，缘于1928年6月20日时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宋子文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会议，除为筹备全国财政会议，并策划训政时期财政方案，其中裁军问题，被公认是建立统一财政的首要前提：为了筹措裁军所需要的相关费用，建议中央政府在裁兵之前，先期发行公债一种，作为建设基金。 1929年2月，财政部曾经发行裁兵公债，总额为5,000万元，公债主要的用途，就是实施裁兵，以及抵补编遣过程当中不敷的预算数目，基金由关税增加收入予以支付。裁兵公债原定利率为周息8厘，每年1月与7月，各付利息一次，自当年7月起，分10年抽签偿还。 1929年9月，财政部另发行有期限较短的“民国十八年编遣库券”，收入用途与裁兵公债相同，总额7,000万元由全国经济会议的召开，以及会中提出的通电裁兵决议，及后续相继发行的裁兵公债与库券，可以看出国民政府财政部对于减少军事支出，统一财政收入，加强民生建设的努力。信中所说公债即是在前述历史背景下产生的。最后在信中末尾“日本引渡已令王儒堂再与重光交涉…”，此一部分系指时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儒堂)与时任日本驻华公使馆参事官兼驻上海总领事的重光葵，两者于济南“五三惨案”发生后两国间陆续交涉处理的过程延续，“五三惨案”便是日寇为阻挠北伐而蓄意挑起的事故，而“中原大战”结束又陆续发生“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此后“满州国”登场，中、日关系遂进入更为白热化的阶段。值得一提的是：谭延闿在8月20日致函何敬之的一个月后，即9月22日便因猝发脑溢血逝世于南京。此信或亦可视为谭祖安先生最后遗墨之一，其历史意义、文献价值自是不言而喻。